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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清华学习6年，学到了全面而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得到了具有极高学术造诣的钟士模、童诗白等教授认真而无私的专业知识传授。名师的教诲使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一直保持着超群的多种专业工作能力和与时俱进的适应能力。

　　在清华学习期间，我还接受了学工、学农、学军的社会实践教育，不但赋予我爱国的情怀，也培养了我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工作精神和生活态度。在清华学习期间，我们每天下午4点半以后，必须走出教室宿舍，到操场进行体育锻炼至少1小时，然后洗澡、晚餐、晚自习。这不但使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也让我们有了健康的体魄，进而为实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想奠定了坚实基础。

　　几十年来，我在工作岗位上自强不息、默默奉献，并顽强地经受了时代变迁的各种考验。如今我能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作出一些积极的贡献，得到一些荣誉，完全是母校培养的结果。在清华求学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如今我虽已步入耄耋之年，但在我的血管里仍然流淌着含有清华基因的血液，促使我仍然在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发挥着余热。

　　2025年校友返校日，1965届自控系（今计算机系）校友返校合影。中排左6为张书林

　　1965年，我进入了汽车行业工作，一干就是数十年，经历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

　　我1965年进入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前身为国家汽车局）系统、京津冀汽车工业联营公司的几个新建企业工作。那时，中国汽车基本处于从零起步、封闭发展的基础建设期。汽车“缺重少轻”，没有研发、制造技术，没有人才，没有装备，新建企业只能靠手工敲打仿造、改装各种汽车。

　　那几年，我不辞辛苦地在石家庄、保定、邢台等地奔走，满怀激情地为新建企业做规划、搞设计、培养人才，梦想着有朝一日中国汽车工业能够像美国一样强大。那段时间我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主要完成了“国内外专用汽车技术发展”调查报告，推动了我国专用车发展；还做过高等数学教师，对工农兵大学生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编写了《计算机及数控原理》《数控机床加工程序编写方法》等教材，培训了众多数控机床使用维修的技术人员。为工厂做过10千伏配电站建设和提高电网功率因数的供电设计；为保证轴类零部件的加工质量，为邢台红星汽车厂设计并制造了“磁力探伤机”和“高频热处理设备” “自动淬火机床” 等专用设备。这些都是我凭借在清华学到的知识和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做出的成绩。

　　为表彰我不分昼夜为工厂基础建设作出的贡献，1982年，京津冀汽车工业联营公司和邢台市分别为我颁发了“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奖章。

　　1983年开始，我调入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规划部工作。1985年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进入第七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合资、合作为主的发展方式，进入半封闭的发展阶段。

　　我是中国汽车产业从“七五”到 “十五”发展规划制订的主要参与者之一。“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参加过一汽、东风、北汽等多个合资引进项目谈判及建设方案的考察制定；我每年负责为十多个重点整车项目、百余家重点零部件企业，以及海南试验场、中汽中心、清华、吉工大、武工院等机构的汽车实验室建设项目，主持制订年度投资计划与国拨资金安排。

　　20世纪90年代末，我代表行业主管部门，先后组织并主持了对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一汽丰田、东风雪铁龙、广州标致等合资轿车，北汽、南汽等轻型车和一汽3万辆红旗轿车先导工程、一汽重型载货车垂直换型、海南汽车实验场等十余个重点建设项目的国家级竣工验收。

　　1993年中汽总公司撤销，我进入国家机械工业部新组建的汽车工业司继续做行业工作，此时正值“八五”时期，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企业开始兴起。我参加了1994年颁布的中国汽车工业第一部产业政策的制定工作，这个政策既规定了对外资股比的限制及国产化的要求，也规范了自主发展的方向。

　　此间，我曾担任中汽总公司项目建设处处长、国家机械部汽车司副司长等职，并晋升为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到20世纪末，中国汽车已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格局，轿车工业从无到有，并开始从依赖合资合作向自主发展转变。这其中也凝聚着我的心血。

　　1998年，机械工业部撤销，改为国家机械工业局。我接受组织安排，从零资产起步、重新组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不到一年时间，我完成了中汽协会的章程和机构建设；建立了行业信息及产销统计职能；建立了行业自律机制和与相关机构合作发展机制；建立了国际联络机制等。

　　从此开始，协会规定：协会的理事长要由汽车行业骨干企业负责人轮流担任，我被推举为新组建协会的第一任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党支部书记和法人代表。这段时间，我完成了新协会的组建，并为协会建立起应有的行业地位和发展权益，协助政府和企业做了大量工作，受到行业企业的一致好评。

　　2001年2月，我在国家机械工业局退休，退休后继续在协会任职，但没有薪酬。此时中国汽车发展已进入第十个五年计划。

　　在开展协会工作的同时，我还组织了企业和专家研究汽车行业如何与时俱进，修订1994年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在此基础上，我参加了2004年颁布的第二部《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起草工作。新的产业政策除保留了对外资整车投资股比限制外，进一步取消了国产化要求和发动机外资股比限制，并为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同时提出了支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政策方向。它为我国汽车产业由小到大、到强的发展创造了政策环境。

　　2003年5月，我离开协会。此后，我曾担任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顾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委的特聘专家，以及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汽车项目专家等多个职务。

　　其间，受行业主管部门的委托，先后主持并完成了“中国汽车产业技术发展政策”“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等多个先导性课题研究，为国家制定一系列新时期发展政策和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

　　2004—2007年我在中汽中心协助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主持汽车双加项目和专用车备案项目审查。2008—2009年受国家发改委邀请，我参加了《汽车产业振兴规划》研究制订。2014—2017年我协助国家发改委完成了“新建纯电动乘用车企业准入政策管理”的研究及相关文件起草工作，并参加了对新建项目投资主体基本条件的审查。这些工作事关我国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在我国汽车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中，我付出的努力得到业界肯定。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之际，汽车行业5个中介机构联合授予我“中国汽车工业杰出人物”的荣誉称号。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汽车产业已从封闭半封闭、依赖、引进、合资、合作发展，进入到全面开放、依靠自主创新发展的新时代，并且正在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快速而稳健地向汽车强国的目标迈进。

　　2018年6月，我被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聘为战略发展顾问，为推动电子技术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广应用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继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几十年的人生旅途中，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是母校对我的培育和激励。一路走来，我对母校也充满了感激和思念。在清华学习的六年时间，不但是我人生中引以为傲的宝贵经历，更是我生活激情的动力来源。

　　今年校友返校日时，我们毕业60周年的自五部分同学再次相聚母校，大家都无比激动，感慨万千。我们风雨兼程、不畏艰辛地走完了最主要的人生旅途，大都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了50年以上。这是我们的光荣，母校也为我们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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